1、已经到了期末，这课本也翻到了最后。我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学语文就要交卷了。
但是，我很热爱这门课——如果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地胡诌。
我说过，不喜欢弄得烂熟的东西，每年照本宣科一回，自己毫无心得，是对不起生命与创造二字的。
下学期如果继续讲鲁迅，我也要写一本畅销书：《鲁迅的那些事儿》。在去年讲“鲁迅关键词”的基础上。
2、这最后一课说说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这是一篇人所共知又不能不读的文字，请同学们上网下载他的中文演说版，认真品读，他的永恒性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可以找到注脚，因为前年的山西、今年的安徽“黑砖窑”事件触目惊心。
3、中学课本似乎已经有这一课，我看了网上“说课”的文字，才知道教中学比教大学困难，因为要按照“知识点”讲课，不能够像我现在，确立了“灵魂”就可以随意挥洒。
但是，我仅仅读了个开头，便不敢读下去。记得20年前，还是听盒带，忘记了是瞿贤和还是哪位朗读家，读得我双泪直流。
为了保持审美的陌生化与初恋的激情，还是上课的时候读它。
我相信，即便在中学学过，现在的学生会有自己新的体会。
4、不平等由来已久，不平等还将继续。
金于
重要的是，经历了非人的不平等，金还是强烈而认真的主张非暴力。他说：“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这是牧师的天职，是基督教可贵的人文精神所在。
黑人如同蝼蚁的生命同样不能“一血的洪流淹死敌人”。尽管非暴力并不容易。尽管金被刺杀之后同样出现了暴力冲突——甚至至今因为种族歧视与变相的种族歧视照样引发了各地的暴力行动——但是“爱”的理念如果可以抛弃，上帝也就可以下班了。
5、
与其说这是宗教的狂热，不如说这是对于自由的呼唤，是心灵的交融，是正义的力量在支撑。
自由和正义从来就是最神圣的宗教，没有什么权势能够压制得住，专制与禁锢、水龙与铁甲都不行，因为他们在云之上、风之上、皇冠与金钱之上。
6、有必要说几句斯托夫人和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汤姆叔叔的小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和《汤姆大伯的小屋》，作者是美国女作家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她在辛辛拉提市住了18年，与南部蓄奴的村镇仅一河之隔，对美国的蓄奴制所产生的把黑奴当成没有灵魂的牲畜肆意虐待和进行买卖的行为一向深恶痛绝。一八五○年美国联邦议会又通过了《逃奴法案》，规定任何人不得收留逃奴，自由州的居民如协助逃奴，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法律的通过无异于在美国全境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黑奴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而当时相当一批北方的政界与宗教界的领袖竟然为这一法案辩护，认为为了维护联邦统一，不致分成南北两个国家，这个法案是十分必要的。悲愤为文，她要用文学的形式，把蓄奴制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公之于世，《汤姆叔叔的小屋》应运而生。此书于1852年首次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评论界认为本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上起了重大作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
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托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句玩笑话充分反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
她似乎仅仅写过这一部长篇，然而“一足也”。
7、忘记多少年了，似乎从八十年代末，开会或其他庄严的场合——起立，奏《国际歌》——我都忍不住一种劳动者的激动。几次唱到“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失学的儿童、无助的农民工，眼泪就默默地淌下来：我父亲就住在下岗工人密集区，不少人一家三代堆在十几平米的阁楼里，一元钱六个的馒头他们都嫌贵。说老实话，现在能够找到比工人、农民活得更为艰辛的人群吗？前年春节之际，不知是哪位有心人把各个网站上孤苦无告的群体的照片分为“民工篇”、“妇女篇”、“儿童篇”、“老人篇”综合，标题叫做《灰色的震撼》，有网友留言：“这张帖子要顶一千年！”我却感到深深的悲哀：一千年后穷人们还是这样困难吗？
三年前的“五一”，我是要“人间蒸发”而专心写《道用无穷——智慧〈老子〉》一书的。可是到了午饭时，梁文道的《网罗天下》说到打工族一年近万根手指被切掉而失业，我就开始不安。下午，总是坐不住，总是想听听合唱的《国际歌》。于是找到种种版本的《国际歌》——礼仪专用的、梦回唐朝的、红色摇滚的……一句一句对照歌词听，依旧热泪淌流。
粗砾、浑厚、激昂、愤怒、蔑视、无奈、无助、绝望……我依旧从乐句里窥见了一切。
那是无家可归的凄楚，那是走向刑场的哀号，那是别妇抛雏的绝望，那是度日如年的惨叫——哪里有不平、有血泪、有压榨和掠夺，哪里就会有她的音响。
《国际歌》的法语歌词由欧仁·鲍狄埃（1816-1887）在1871年所作（当时用马赛曲的曲调演唱），彼尔·狄盖特（1848-1932）于1888年为其谱曲。她被翻译成世界上的许多种语言。传统上，唱国际歌时常举右手握拳致意。在许多欧洲国家，因为这首歌宣扬共产主义和毁损政府名声的歌词，所以20世纪初的时候这首歌被认为是违法的。直到1944年为止，这首歌的俄文版一直是苏联的国歌。后来苏联国歌的地位被《伟大的联盟》所取代，这首歌成为了苏联共产党的党歌。此歌最广为传唱的中文版本由俄文版转译，译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
曾几何时，有论者在重要杂志强调：《国际歌》决不能用摇滚唱法演唱——那样破坏了《国际歌》的“严肃性“！
当时，作为《通俗歌曲》杂志的特约记者，笔者立即写了《摇滚无损于<国际歌>的严肃性》予以辩驳（见附录1）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至今“滚”还在“摇”，泥腿草民还在“吼”，不要问《国际歌》还要不要唱，首先问压迫剥削还在不在，只要有贫民窟在，国际悲歌必将引发“狂飚为我从天落”！
8、我等在给诸家单位讲“科学发展”的时候都提出“黑砖窑”问题，因为那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到了马丁·路德·金高呼废弃的“奴隶制”。08年级的同学当时正在复习高考，可能不大明白。
当时是2007年6月5日，三耳老师曾经供职的《大河报》的大河论坛出现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帖子以400位河南籍父亲的口吻陈述：他们的孩子大多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等地被人贩子或诱骗或强行拉上车，以500元一个的价格卖到山西临汾市、永济市的黑砖窑做苦工： “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这些手脚并用、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的孩子中间，有的已经整整和外界隔绝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残；有的孩子被监工用烧红的砖头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他们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还不让吃饱饭，有时因劳累过度，稍有怠工就会被监工随手拿起的砖头砸得头破血流，然后随便拿起一块破布一裹了之，继续干活，至于拳打脚踢，棍棒伺候更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伤也不给医治，如不能自愈或伤情恶化，奄奄一息时黑心的工头和窑主就把被骗的苦工活活埋掉。这些孩子身上都因为长期不洗澡长满了牛皮癣似的皮屑，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8岁的孩子为了一顿饱餐是那么顺从，每天都干着成人都难以承受的重活。他们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监工或打手巡逻站岗。”
我当时找到几十幅图片，并写了评论文章，至今记起仍然不寒而栗。
所以，我必须说，《我有一个梦》不是别人的事情，不是昨天的事情。我们绝不仅仅是在欣赏演讲稿。
9、45年后，美国新当选总统奥巴马在其获胜演说《美国的变革》中特别指出：“今天晚上令我难忘的却是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Ann Nixon Cooper)。她和其他数百万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点：她已是106岁的高龄。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是的，我们能做到──的人们。”
当一位年轻的黑人总统满怀深情地诉说106岁的黑人妇女颤颤巍巍地形式公民权利的时候，我们高兴的看到：美国在进步，世界在进步，历史车轮无可阻挡。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不能说变成了现实，但是正在一步一步接近现实是不容置疑的。
【附录1】摇滚无损于《国际歌》的严肃性
1、《<国际歌>不容摇滚》（载《人民音乐》1993年第3期）的作者的理论之一是“内容统一”说。意即“活跃在酒吧、妓院”的、引起过“暴力、争斗”的、“散漫、狂噪、颓唐、神经质”的、“早在四十年代就走进低谷、陷入绝境”的摇滚乐形式，断然不可演奏庄严肃穆的无产阶级革命圣歌《国际歌》。殊不知摇滚乐五十年代方才兴起于美国， (因此四十年代尚无法“走入低谷”)，而其内容因素又恰恰与摇滚乐的内容及形式颇多关联。
2、客观地说，“奴隶们起来起来”的战叫最初并不始于欧仁·鲍狄埃。1619年，当第一批“汤姆叔叔”托着沉重钓锁链、带着奴隶制度的血腥被卖到美国东海岸之际，悲凉浑厚的黑人乐曲便发自奴隶们的底腔——“早晨乍起，忧伤凄楚，满腹哀怨，无人倾诉；……悲伤的眼泪强忍住，与其痛哭不如进坟墓”……
后人将他们哀伤凄凉的歌称为“布鲁斯”(Blus)，或曰“怨歌”，到了20世纪50年代，加入了电声乐队和强烈鼓点的“节奏布鲁斯”冲开了种族隔离的栅栏，成为风靡一时的“摇滚乐”。至此，以往因种族傲慢而躲躲闪闪的白人们才放心大胆地操起吉他，“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般地喊了起来。
3、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率领成千上万的黑人队伍到了华盛顿，这位非暴力主义者宏亮的声音穿云裂帛：“我们信奉一条不证自明的道理：人，——生而平等!”也正是在这一天，在另一个舞台上，22岁的摇滚歌星鲍勃·迪伦却以摇滚的形式唱出了民权运动的“圣经”：《答案在空中飘扬》——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我要走进最浓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的芸芸众生全都一贫如洗
那里的毒蛇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靠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深深藏匿
那里饥饿难忍，灵魂已被抛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无是唯一的数据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从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和鲍勃·迪伦的摇滚乐中，我们无疑可以听出75年前法国北部工业区《国际歌》的沉重雄浑，无疑可以看到前前后后被压迫者的血缘关系。
4、“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问世之际，既是巴黎公社血染街垒的时代，也是尼采大声疾呼“上帝已死”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从问世之日起，《国际歌》就在风沙扑面的社会底层低回着，就被蓬头垢面的劳动者们吼叫着。如果必须强调她的严肃性，则这个严肃性恰恰在于她的粗糙感、她的通俗性、她的非专业化甚至她的可摇滚性。她与圆熟洗练、静穆幽远、高雅细致的所谓“严肃”原本格格不入。“不容摇滚”的神化本身已经违背了她的主旨。
退一步说，即便摇滚乐表现了玩世不恭的喜剧色调，也仍然无法抹煞它的严肃性———正如透过阿Q和孔乙己的喜剧描写我们会一眼洞见鲁迅凝重的思考一样。
5、打碎了罩着灵光圈的“上帝”的神龛，二十世纪的人们依然活得很累，依然缺乏幸福感。“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那一片被文明糟踏过的海洋和天地，”理性的科学逻辑再度囚禁了活人的身心。因此，“愤怒的一代”愤怒了，他们要追寻科学主义之外的精神家园，要在大工业社会的“荒原”上喊出人的尊严和意义。于是摇滚乐继卡夫卡小说，毕加索绘画和布莱希特戏剧之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英美。以至于正襟危坐的严肃巨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也用这样的语言评价摇滚乐泰斗、外号“猫王”的普莱斯利：“他的巨大成就改变了美国人民大众的文化面貌”而且直到70年代，摇滚乐坛还是铜臭寥寥的圣地，其间大有真正属于音乐的严肃的东西。
6 或许，不同点仅仅在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际歌》是立于血泊中的集体的吼声，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摇滚乐则是“无家可归”的个体的吼声：而马克斯恩格斯说得好：“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110页）因此，从反抗专制桎梏，争取真正自由的意义上说，《国际歌》与摇滚乐不无相似的精神特征。更富于戏剧性的是：美国极右派对于摇滚乐的耽忧几乎与惧怕《国际歌》相近。他们公然断言：摇滚乐是共产党颠覆美国的一种手段：是共产党人“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技术”，以加速美国青年们的“精神崩溃” 。（引自《光荣与梦想》）
7 60年代，摇滚乐以其反叛性改变了世界的流行文化。70年代， “朋克”、“新浪潮”、“重金属”诸流派将摇滚乐推上了黄金时代，而那时人们已不再感到它的危险和威胁。到了80年代，摇滚乐也已为商业化的铜臭污染，生命活力每况愈下。然而，恰恰在80年代中期，古老的中国却开始被摇滚的节奏所震撼了：崔健肝脑涂地的演唱“像一把刀子”，牢牢地插进了通俗歌坛，成为一种巨大的启蒙力量。而他那不胫自走的成名之作正好题为《一无所有》，即“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中的那个“一无所有”。这难道也仅仅是个别歌词的巧合么?
8 从艺术理论上来讲，适应一定内容需要的形式并不限于一种。小说《妻妾成群》中平静悲悯的叙述变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热烈而严厉的渲染之后，丝毫不减其艺术魅力。崔健的《南泥湾》小有轰动，在香港排行榜上居久不下，原因正在于它一改郭兰英的甜蜜纯净，用沙哑唱法、减缓速度和摇滚乐伴奏赋予曲调以全新的内涵。从崔健新的形式里，我们听出了《老人河》、《伏尔加船夫曲》，甚至听出了“国际悲歌歌一曲”，于是，一种新的历史精神出现了。《南泥湾》从写实步入了写意，从描写变成了象征，“摇”出来的《南泥湾》与密西西比河、与伏尔加河、与《国际歌》中奴隶们热血沸腾的吼声具有了同样的沧桑感和沉厚度。然而某种形式并不是某种内容的专利，既然《红太阳》盒带(现已出了第三辑)和《中华大家唱卡拉0K曲库》都可以是革命歌曲、通俗唱法、流行乐队伴奏，为什么《国际歌》一定要严肃到“不容摇滚”的地步昵?
9 总之，摇滚唱法自有其严肃性和生命力，而《国际歌》作为通俗革命歌曲也的确很难说是“完美形式的典范”，即便是典范也应当允许人们用新的形式演绎。只要能“让思想冲破牢笼”，让“狂飚为我从天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则严肃、通俗、摇滚诸表现手法应当是无一不可的。正所谓“只要您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那么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不必一定让我这样唱或那样唱。
遗憾的是：现代人乐队和唐朝乐队还不曾把惊山河、泣鬼神、震寰宇的《国际歌》“摇滚”出来：演唱还嫌单调，气势还欠雄浑；由于听不到悲壮的基调、叛逆的精神，我们自然没有初听崔健的《南泥湾》时的震颤。因此，我们仍期待着摇滚乐切入《国际歌》精神底蕴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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